聆听文字背后的故事丨五一“悦”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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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格非：一个人要获得生活的真知，或许不会选择小说了

  “实际很多人都处在痛苦当中，处在一种孤独和挫败感当中。这很有可能是从八九十年代以来社会性日益增强的一个后果。我们每个人都无法例外。” “你跟生活之间仍然会有一种紧张关系，大概你只要思考就会紧张，你不思考就不紧张了。写作是思考的延伸，只要思考还存在，就证明你还活着，你当然要写作。” “今天的个人经验已经高度同质化了。我们仅仅在外围兜圈子，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的内心，也就无法触及生存的基本问题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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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东西：我追求卡壳式的写作

  “我觉得 （广西）这个地方是热带写作，头脑发热，想象力丰富” “我会天然地警惕那些格式化的语言。我是追求一种卡壳式的写作，就是说它要给你制造困难，这样你就会想到新的语言，新的故事，新的细节” （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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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母亲进城做保洁，女儿记录这些老人和他们擦亮的角落

  “那个商场是市中心非常好的商场，它平时给人很好的活动，卖很昂贵的东西，它的音乐也非常好听，很典雅的古典音乐，让你感觉很舒畅，但是保洁员是在里面被压榨或者被消耗的。” “我们那个地方实在是太闭塞了，我在念大学的时候，故乡的很多人都跟我妈妈一样，慢慢地搬出村子，出来打工，他们的子女长大了也出来，到大城市打工，成为新一代打工人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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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上海住了18年，这位来自迈阿密的“洋盘”还没打算离开

  他指着街对面一栋居民楼讲起已经搬去新加坡的朋友的故事；隔壁街巷里，锁匠季师傅救过他；再往前是他常去修衣服的小店，他每次路过都要问候。“如果不看到他们，我可能会忘了。”他恐惧失去这些生活印记（living record）。 梳理外高祖父的生命经历给他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，“我们的困难根本无法相提并论。”有别于一百多年前祖辈的传教使命，他对自己的使命愈发清晰，“这里有很多宝贵的知识，我希望它被世界上更多人看到。我有签证，可以旅行，理解东西方文化不同的智慧，我可以做点什么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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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话上野千鹤子：学术是弱者的武器

  对生活在（中国）城市里的精英女性们，我的印象是：她们是作为独生子女被精心培养长大的女孩子。 无论多么强大的人，出生时也是弱者。而且总有一天一定会变成弱者。男性也不例外。女性时常陪伴孩子、老人、残疾人和病人，所以她们理解弱者，想象得到弱者的处境。 “女性主义的目标，就是将女性的经验言语化、理论化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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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专访帕慕克：写作一本人类面对瘟疫反应的百科全书

  “当我们在大学授课，会谈到什么是一个民族，有时候我们会说是共同的语言，有时候会说是共同的宗教，还有时候会说是共同的历史，但或许也有一种分类的方式，那就是共同的痛苦。正是因为我们共享这一悲剧，尽管赫拉曼马拉什和伊斯坦布尔之间有一千多公里，但我感到自己属于他们，我觉得我有责任为这群受灾的人们做些事情。” （本文首发于2023年5月4日《南方周末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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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当仰望的偶像塌房后——专访《偶像失格》作者宇佐见铃

  “作家的工作是坦诚面对自己的伦理道德，为了现在还不被世间接纳和救赎的人写作，这样做反而能推动对那些被忽视的人的感受和问题的讨论” （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）